的时光，是一朵花开在盛时，喝饱了水与阳光，刚刚脱去局促与羞缩，而又未来得及沾染半分尘埃与雾气，开得兴兴头头，香得清纯正大，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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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张爱玲，年轻，飞扬，才思如涌，盛名如花，虽然早已深谙世事沉浮，人情沧桑，却还不谙爱情的苦。怀抱着无数关于爱与理想的美梦，期待地走过生命的每一个转角，小心地打开各式镶金嵌玉的潘朵拉匣子，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轮到黛玉抽签，心里暗暗祈祷：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留给我？是“只恐夜深花睡去”还是“开到荼蘼花事了”？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还是“日边红杏倚云栽”？

她那样毫无准备地红了起来，一红冲天，不可收拾，便如同她笔下的杜鹃花“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从墙里烧到墙外，烧红了孤岛的天空。

上海文坛的1943、1944两年被称为“张爱玲年”《第一炉香》连载未完，她的才情已经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注意；《第二炉香》的发表，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接着是《茉莉香片》，是《心经》，是《倾城之恋》、《琉璃瓦》、《封锁》、《金锁记》，都是这样的奇思构想，异香扑面；《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又都是这样的清新醒目，鞭辟入里，不能不叫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惊：这横空出世的女子太像一个传奇了！

而这期间，她也阴差阳错地先后认识了许多个堪称“传奇”的人物——周瘦鹃自然是第一位；柯灵是第二位。

柯灵原名高季琳，是鲁迅的同乡，浙江绍兴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来上海办报，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在报摊上订了《申报》和《新闻报》做资料，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一个报贩的小头目，就此开张，办了份《时事周刊》，只出了五六期就太太平平地寿终正寝，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然而柯灵却就此走入了办报人的行列。

初见张爱玲那年，他刚接手著名报人陈蝶衣成为《万象》杂志的主编。自看到《紫罗兰》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他便一直惦记着怎么能约到这位海上文坛新起之秀的文章，想过要托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介绍认识，却又觉得冒昧。不想天遂人愿，那一天，张爱玲竟主动登门了。

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蝉在树枝叶杈间疾声嘶鸣，暴躁的坏脾气地一声接着一声，震得人耳朵发木。张爱玲穿着一袭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像一缕清凉的风，吹开那暑气，将一卷《心经》手稿及亲绘的插图交给他手中——

“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柯灵：《遥寄张爱玲》）

所谓“一见如故”无疑正是形容柯先生这番感慨的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