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的太师椅，水印木刻的信笺，线装的绝版书籍，当然，还有终日烟雾不散的烟榻与烟灯。

总是在半明半昧的午后，她站在父亲的烟榻下，嗫嚅地小声地提出她的要求。而父亲，也多是半醉半醒地，爱答不理地回着她的话。使她感觉，进到父亲的烟间一刻，好似游了一回太虚幻境，再出来时，恍如隔世。

亲戚里有位被称为“三大爷”的老人，小每次去，总见他永恒地坐在藤椅上，就像长在那里似的，并且永远重复同一个问题：“认了多少字啦？”再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还有，初回上海时，赶上伯父六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

这一些，都是伤感的，却也是富贵的，带着没落家族特有的沉香。

后来，那大家族的缩影一再地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金锁记》、《倾城之恋》、《花凋》、《茉莉香片》、《创世纪》…到处都可以寻到那黯绿斑斓的痕迹。

自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3

我的灵魂徘徊在1928年的天空，看到一个动乱的年代。

那一年，奉系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从北京撤回东北途中，于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东北易帜”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那一年，女画家张玉良旅法归来，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那一年，上海大光明戏院由美商投资建成，首映美国影片《笑声鸳影》；那一年，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和战乱的影响下渐渐式微，大批文化名人从北京来到上海，文学巨匠鲁迅亦偕同妻子许广平在虹口安下家来；年轻的刘呐鸥从日本回到上海，与施蛰存、戴望舒合办了一份杂志叫《无轨电车》；那一年，政府公布上海市总人口数为2717000人，其中外侨人数47000人，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都市；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父亲张廷重刚辞了姨太太，带同全家南下，从天津到上海，迎接妻子回国。

黄逸梵回来了，张廷重搬走了——搬去了医院戒毒——家里突然宽阔起来，明亮起来，也热闹起来，多了许多优雅雍容的客人，多了许多诸如钢琴、油画这些新的摆设，多了许多歌声与笑声。

当黄逸梵和一位胖阿姨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时，小笑得打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是真心快乐，好像从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快乐。因此很多年后都还记得很清楚。

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她由衷地喜欢，连带的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着母亲的来处，并使她联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虽然母亲一再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然而她没法矫正那固执的印象，坚信英格兰暖丽如春。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都要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