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问：“你觉得你有足够的克制力抵御那些诱惑和压力吗？”

我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妈妈叹口气，说：“是啊，你也不过是个孩子。”

沉默了一会，她说：“我有个高中同学在艺术学院做老师，我向她打听一下好不好？如果她说你可以尝试一下，那我们就勇敢地尝试一下！”

她的语气坚定、沉着，充满轻松的鼓励。我隔着一条电话线，看不见她的表情，可是总觉得内心里有什么不知名的东西在轻轻地、柔软地开放着。

7-3

在等妈妈电话的时间里，我不可遏制地回忆起那些和妈妈之间有限的残章。

我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这或许是最奇怪的，因为我从小便不是美丽的女孩子。

她有瘦削的身材，并不高，然而沉静端庄。她站在那里，你一回头，便可以看见她含笑的目光，充满安然静逸的力量。爸爸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校园里散步，只见一个女生穿好看的格子裙从他面前闪过，身上有淡淡雪花膏的香。他转头，看见她信步走进旁边的教学楼里。他只想跟上去，只想认识她。

他说，这一辈子，他只为这一个女人失魂落魄过。他这样说的时候，微微含笑却看不出戏谑。

爸爸追妈妈的过程，在整个地质大学校园里是一段佳话。

那个憨厚的男生，不说话，木讷的、羞涩的，想要靠近却没有勇气的，只能用情书，一封封打动女生的心。据说，那时候校园里极流行“情书”这种载体，很多人都写，不过水平良莠不齐。偏偏我爸那时属于文才斐然的那一种，人倒不帅，却颇有些内秀。他的情书极少高谈阔论，只是随口说点开心的事、生活的心情，然而不经意，一句话却打动女生的心。

他在信里说：“柏拉图说，人生来是一个半圆，只有找到另外半个，才可以获得幸福。我希望，我可以找到属于我的另外半个圆，然后，这个完整的圆便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这个在今天多么广为人知的理论和多么单纯甚至酸涩的句子，在八十年代的空气里，却曾是那么高屋建瓴，与众不同。所以，他们就因为柏拉图而走到了一起——穿白衬衣、格子裙的女生和穿蓝灰色夹克、涤纶裤子的男生就这样相爱了。

半年后毕业，他们结婚。又过一年，他们有了我。

生活已经很幸福。

可是，工作单位要去格尔木，他们属于单位有限的几个大学生，广袤的大西北，需要他们去奉献青春。

挣扎很久。

外婆说，那段日子，他们不断地吵、我不停地哭，让37号院毫无宁日。

终于，还是外婆站出来：“小桃给我，你们走。”

两个人双双愣住。

这几乎是当时情况下唯一的解决方式。

于是就走了。相互承诺要给彼此永久幸福的两个人双双去了大西北，而他们小小的女儿，在海边湿润的海风里，扯着外婆的衣角长大。

他们写信，很多信，寄来了，外婆找人读来听，有关于我的句子，就比划着给我看。我当时不识字，眼神扫过去，只盯着外婆的衣兜，期待里面的糖果。

后来渐渐长大，变成我给外婆读信。

很不耐烦。

我唯一的兴趣，就是随信寄来的照片、卡片，或者稍后抵达的包裹。

照片上的妈妈很美丽，爸爸皮肤黝黑，他们站在阳光茂盛的高原，微笑。

渐渐长大。

长大后也有过对妈妈的想念，却只有每年2月能够见到她。她和爸爸，为了我，从来没有一起享受过假期，她休2月，爸爸休8月，只为一年有两个月，可以有人陪在女儿身边。

是种牺牲，然而我不懂，从未珍惜。

我痛恨那些她为我检查作业的有限日子，痛恨她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影响我偷看小说，也痛恨她每一次离开时一滴一滴努力压制的眼泪。

痛恨她的走，也痛恨她的留。

因为孤僻，习惯了独自长大的我就是这样满身带刺的小刺猬，习惯性地竖起一身的刺，却盲目到无力拥抱。

我早熟——这样长大的孩子，往往都早熟。我期待一种爱，那么迫切地希望有一个人站在我身边，无论炎热的夏还是寒冷的冬，不离不弃。他给我爱，而我也爱他——当然，不仅是爱情的爱。我甚至设想等将来长大了，如果我也有个女儿，我一定要陪她长大，和她一起搭积木，坐旋转木马，唱歌、画画。我要她温暖而明媚，不孤独、不寒冷，像36号院的殷然和所有其他孩子那样。

因为缺乏这一切，我以为我恨她。